强悍李光耀 韩国电影院人潮锐减

时间:17/06/13 来源:http://www.kencamp.net 作者:足球推荐

  在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前,28岁的新加坡律师哈利·光耀·李决定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李光耀”。他放弃了出生时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敬仰而取的洋名,并且根据华人的传统,把姓挪到名字之前。他将这视为一项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决定:“它成为我的主张,并且是我当时把自己看成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

  只是那时候,他还不会讲华语。

  韩国9日通报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第7个死亡病例,政府担心疫情冲击经济,官员表示希望本周内可控制住疫情蔓延。

  MERS疫情造成韩国民众人心惶惶,电影院人潮锐减,棒球赛观众及其他公开活动参加人数也都大幅减少。

  这种矛盾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一生中随处可见。从小接受英式教育、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倡“亚洲价值观”的人之一。他为新加坡打造了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和法律体系,同时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政治自由。作为“左翼民族主义分子”,他消灭了新加坡的华语学校,同时要求人民放弃方言。最终,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而英国的评论家们则认为,李光耀以传统中国的文化霸权影响了新加坡的社会政策。

  当李光耀3月23日逝世后,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总结了他的治国理念:没有遵循任何教条,是通过实践而来。

    他用严刑峻法教导新加坡人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李光耀的心中,新加坡是脆弱的:“我们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晚年他还在书中强调,万一周围的邻国“围剿”,“我们就死定了”。

  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致力于保持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为了这一点,他可以选择任何在实践中可行的方式。

  在新加坡,他独揽大权,拥有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他限制当地的新闻自由,却努力建设廉洁的政治与官僚体系,对腐败毫不容忍。他创建了中央公积金制度,强制收缴公积金,利用这笔钱建设出了亚洲最好的基础设施,并以这笔远超政府需要的钱款调节着该国的经济。他敞开国门拥抱外资企业,限制工会,大幅度减少了新加坡的失业率。他鼓励外国投资者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准。在他执政的30年间,这个国家的GDP增长了50多倍。

  带着如此的矛盾,他成为民主政治世界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

  即便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李光耀将一个资源匮乏的城邦国家建设成了比英国、美国甚至挪威都拥有更高物质水平的国家。

  这位老者性格之顽强令世人印象深刻。他被形容为“面无表情,眼神锐利慑人”的那种人,《纽约时报》说他“有着广阔的世界观,明察秋毫、居高临下”;而一位新加坡媒体人则评价他“强悍、充满斗志甚至偏执”。

  “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在一本出版于2012年的回忆录里,李光耀留下了这样的字句,“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面对批评者“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的指责,他的回应是:“会有人是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的吗?”

  李光耀不介意表露自己并不那么仁义的一面:“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16世纪著作《君主论》的作者——记者注)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你就毫无意义了。”

  他对国民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在社论中概括的,“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受到政府的呵护”。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教育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想自己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让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

  他用严刑峻法来教导新加坡人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尽管颇受争议,他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并不感到厌倦。“新加坡正逐渐成为一个更优雅的社会。如果说它是个‘保姆国家’,我会以身为保姆为荣。”

  上世纪90年代,两部以底层小人物为主角的新加坡电视剧风行一时,因为采用了不规范的中英文台词,受到李光耀的关注。最终在当时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建议”下,英语剧的主人公去学习班补习英语,中文剧则重新配音,删去所有夹杂了方言的台词。

  “我们如果说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没有人能听得懂的新加坡式华语,好像说‘暗语’那样,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李光耀坚定于自己的意见,并且对是否应该将之推广到整个国家毫不迟疑,“我们当然要净化华语,要学一种能让13亿多中国人以及全世界都听得懂的华语。”

  当他病危的消息传出后,前新加坡媒体人、现《南华早报》中文网主编郑维回忆自己当年与其争论了一个多小时的方言政策,李“搬出各种语言学习和社会学研究成果”,“恶狠狠”地把他击败,让他“悻悻而归,但心服口服”。

  “凡见过他的人都印象深刻。”郑维在微博上写道。

    他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写进中学的英文课程

  李光耀在2011年宣布从新加坡内阁顾问的位置上退下来,这年他87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时称,对任何一个到了这把年纪的政治家来说,宣布退休都算得上是对事业的告别了,新加坡媒体也都是按这个路数报道的。不过,《经济学人》才不相信这点。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说。毫无疑问,这老头儿会继续一系列活动,坚定不移地告诉大众要继续走新加坡自己的道路。

  “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李光耀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教育历程。他相信,在小小的新加坡,民众倾向个人主义会是“危险”的。为此,他派教育部长去美国找到当代儒学学者,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修身之德、治国之纲等等编写进中学的英文课程中。

  他曾在政治辩论中引述印度尼赫鲁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为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他说,“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会拉扯自己的头发、也不会扯掉自己的衬衫,但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

  不过,在执政之后,为防“颠覆”,他关闭了新加坡的华语学校。同样出于种种考量,这位律师掌权以后,绕着弯子废除了新加坡的陪审团制度。

  “我嘲笑自己总努力保持勇敢的样子,但这成了习惯,我就让它习惯下去。”在87岁接受外媒采访时,李光耀对媒体说。那时,他还坚持游泳、骑单车、按摩,尽力保持体力充沛,并且让国内外的会议和演讲把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来访者注意到,只要一与人谈到地缘政治,他就活力四射。

  有媒体称,李光耀这辈子只哭过两次,一次是在他母亲的去世的时候,另一次是新加坡不得不从马来西亚分裂出去的时候,那回,眼看着自己付出全力的事业付诸东流,这个性格强硬的政治家怆然泪下。

  他将那形容为自己一生最苦不堪言的时刻。

  一些分析家认为,早年的这些记忆,令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放下过对新加坡的危机意识。

  他不像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那样在乎民调和民众支持率。他觉得太在意这些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然而该国的选举制度与新闻自由情况,几乎可以确保他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能够持续执政。

  他饱受来自各界的批评。如果不是这位律师出了名地爱跟人打官司,也许人们能见到的批评会比现在多得多。

  矛盾的是,他对未来的预见常常是对的,尤其在国际事务方面。他被视为那种能够对人提出“没有偏见的明智忠告”的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表示,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位美国总统,都将李光耀视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总之,正是这个顽强而执拗的人,为新加坡一手设计了组屋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主权财富基金制度、双语教育制度等等。不论是否喜欢他,评论家们多少都承认,这些政策有效地稳定住了族群多元、原本可能很难凝聚到一块儿的新加坡社会,并且令当地“居者有其屋”,不论是三轮车夫的儿子还是千万富翁的儿子,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

  1988年,当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谈到两年后会把领导位置交给吴作栋时,说的话更像是一种宣言:“即使我卧病在床,或者你将把我下葬,如果我觉得事情不对劲,我还是会起来的。”

  他奉劝那些认为自己会退出政治舞台的人“去检查下大脑”。

  他讲话的直白、霸道,个性的强硬曾为他赢得声誉,但到了晚年,从小读着美国杂志成长、自信满满的新一代新加坡选民们,拥有的已经是全然不同的价值观。

  隐退前的最后几年,作为内阁顾问的李光耀依旧毫无顾忌地发表老调重弹的讲话,使党内同僚不得不跟在他后头使劲儿“灭火”。

  在新加坡5年一次的国会大选中,他评论某地区的选民“如果决定朝(对手)那个方向走,那他们将有5年时间来度过和忏悔”,被视为他参与创建的人民行动党输掉该次选举的最主要原因。他在书里指责新加坡的马来族和穆斯林难以融入社会,以至于他的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站出来说,父亲的话并不代表政府观点。

  2011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遭遇了半个世纪来最低的得票率,李光耀自此淡出了政坛。

  尽管如此,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改变:“坦白地说,我是个老派的社会主义者。这样,我才可以始终如一,保持自我,不必为什么是最新的时尚、潮流或流行的玩意儿操心。”

  他担心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会把新加坡的繁荣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忧虑,后生们是否已经忘记了先辈的艰辛奋斗,转而像西方社会那样讲求舒适享乐,要求政府照顾:“他们以为这一切会自动运转。但我知道从来不是如此。”

  只是在晚年,他不得不把更多精力用于照顾妻子。

    即使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也同样可以有担当

  自2008年起,因为两度中风,李光耀的妻子柯玉芝卧病在床。她不能言语,无法动弹,唯神智清醒。每天,他都会花上几个小时陪她说话。有时跟她聊聊工作,有时为她读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者是简·奥斯汀的小说。那都是她的最爱。

  多年前,还未改名的哈利·光耀·李习惯了自己在学校中成绩斐然的状态。然而进入高中的第一学期,他发现自己在英文和经济上都落后了——“落在一个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她是这所男校唯一的女生,校长叫她颁奖给我。”

  他们在新加坡沦陷时坠入爱河,并在战后相约考取剑桥大学,最终于1947年冬天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注册结婚,没有告知父母。李光耀回忆,自己最初只是“在前莱佛士学院的教育被中断的年轻人”,她的父母并不看好他,但妻子对李光耀有信心。

  相濡以沫一甲子后,柯玉芝离世。葬礼上,李光耀在妻子生前最爱的巴赫乐曲伴奏下,将一支红玫瑰放入其棺中,接着把手贴在嘴唇上,再用它轻抚她的脸颊和额头,然后再以其贴上自己嘴唇。

  “在安静的时刻,我会重温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幸福的。”他在写给妻子的悼词中说,“……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当他宣布隐退时,《外交政策》杂志曾试图为其政治生涯下一个结论:“新加坡向世人证明了,即使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也同样可以有担当,政府永远都存在,对公民有求必应。”

  但他们不觉得会有第二个国家能达到新加坡那样的效率,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光耀——再难有一个当代领导人,像他那样自律,同时又有如他一般推行纪律的决心。

  那一年,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他依旧个性不改:“我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经审判把同僚关起来。”

  如今,一代政治巨人走到人生终点。人们在问:如果没有了他,这个国家的成就还会持续下去吗?

  据报道,代理国务总理崔炅焕9日与保健福祉部高层开会时表示:“MERS疫情对我国经济与社会造成负面冲击,民众的忧虑逐渐加深”。身兼财政部长的他说:“所以我们决定展开积极全力的应对,目标是本周内终结MERS危机”。

  韩国观光公社指出,此轮疫情冲击旅游业,超过4.5万名原定访韩的旅客在6月第一周取消行程,其中多半是中国游客。

  在首尔观光的中国游客修欣(音译)说,即使有疫情恐慌,他还是决定照原定行程前来。他接受访问表示:“我听说了这个病毒,是有点担心,但来了以后发现没有那么可怕。”他指着脸上的医疗用口罩说:“我戴这个只是想安心一点。”

  据报道,韩国全国已有近2900人隔离,多数是居家隔离;而即便医疗院所以外尚未证实出现感染,仍有近2200所学校停课,包括19所大学。预定下个月在韩国南部城市光州举办的世界大学运动会也引起讨论。但主办单位表示目前没有国家退赛,赛事医疗团队也公开声明强调,准备工作正常进行。

  他对美国记者引用过一句中文成语:盖棺论定。

  “等到棺材盖盖下时,再判断,再去作评估。”他这样告诉对方,“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黄f 傝)

  主管首都首尔外围京畿道的知事南景弼则说,韩国目前有两场战争要打,“对抗疾病的战争和对抗恐惧的战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统计,韩国新增MERS病例让全球累计感染人数达1244人,而共有至少446人死于相关并发症。(记者 谭利娅)

原文:http://www.sxypyz.com/jsaDq/2U3Kp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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