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曾建粤海港检疫所 中国文化对古巴影响多深?古巴某狂欢节曾有人吹唢呐

时间:17/10/15 来源:http://www.kencamp.net 作者:全讯直播

  中央档案馆6日公布了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笔供,他189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32年9月到中国参加侵华战争,任关东军第10师团步兵第63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1945年7月任关东军第3方面军第39师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23日被苏军逮捕。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当日现身活动现场。宋宇晟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当日现身活动现场。宋宇晟 摄

  重要罪行:

  1932年10月,“我于佳木斯驻防期间”,“当做密探嫌疑者而逮捕了中国人民约30名”,“其中经拷问后杀害了抗日战士15名,人民6名”。“在佳木斯东北方约10公里之村庄”,“对战场村庄的人民给予了损害,依照我的命令杀害5名”。

  1940年8月,在浙江莫干山,“我的部下大队在战斗中曾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即国民党军——编者注)战士莫大的损害”。10月,在浙江诸暨,“杀害了重庆军战士约600名,在这里边包含战斗中重伤者和被战士杀害的俘虏推测约40名。这个罪恶是我平常教育须杀害这些俘虏的结果。又各大队在战斗中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战士很大的损害”。

  1941年1月,在浙江杭州,其指挥的第1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杀害的约7名”;第2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之后杀害的约9名”;第3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5名,拷问杀害的约8名”。

  1943年12月,在“荷兰领属东印度安汶岛”,“强制地使用印度尼西亚妇女十数名,设立一个慰安所,供给日本兵士之用,这是对印度尼西亚妇女重大的侮辱行为”。

  1944年6月,在从浙江金华向衢州作战中,“杀伤人民约50名”。

  1944年12月-1945年5月,在湖北“逮捕了抗日军及抗日团之密探嫌疑者共约90名,在调查拷问之下共杀害约30名”,“于步兵联队宣抚班,也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的宣传,在其行动中虐待人民,其中杀害约6名”。在湖北当阳,“对奋起正义行动的多数人民,殴打虐待致杀害约20名”。“为了教育刺杀练习试斩等使用,惨杀了俘虏5名”。“师团于湖北省驻防期间,在当阳从以前就设立的日本人经营之慰安所,使之供给日本军队慰安,师团对此经营予以支持。该慰安所里有中国妇女十数名,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战争,而陷于生活困苦,被强制地收容从事贱业。我想在宜昌、荆门也有和这同样的慰安所。”

  1945年1月,在湖北当阳,“杀害了俘虏约5名”。“师团将各部队军官召集到当阳,进行毒瓦斯教育之际,把2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为试验毒瓦斯效力使用。又师团军医部,把4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进行毒瓦斯效力试验而虐待,终于把他们都杀害了”。

  1945年2月,在湖北沙市西北方马山屯“杀害了中国无辜人民约15名”。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战期间,“杀害重庆军战士约3500名(于此之中,包含杀害俘虏若干名)”,“杀害中国人民约200名”,“强奸的中国妇女数字约50名”,“烧毁民房约200户”。“为了隐匿师团之作战企图”,“阻止了3名人民通行,并杀害之外,于其他村庄道路等,逮捕虐待人民,杀害十数名”。“在南漳方面作战中,发现由中国人民4名用担架搬运2名负伤的重庆军战士中,便将该负伤战士2名杀害,并将逃跑的搬运中之人民4名也射杀了”。“各步兵部队于攻击战斗期间,使用毒瓦斯及炮兵发射瓦斯弹,给予重庆军损害”。

  另:

  1932年9月-12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5名,平常时约8名,计约43名”。

  1934年3月-12月,“杀害人民:约10名”。

  1936年3月-1937年5月,“杀害人民:约7名”。

  1940年3月-1941年3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4名,计约27名”,“强奸妇女:平常时1名”。

  1942年12月-1944年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1名(以外负伤约15名),计约24名”,“糟蹋妇女(慰安所):十数名”。

  1944年2月-1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50名”,“平常时约2名”,“强奸妇女,1名”。

  1944年12月-1945年8月,“杀害俘虏:作战时约6名,平常时做刺杀教育用约5名,试验毒瓦斯教育用6名,其他5名,共计约22名”。“杀害人民:‘作战时约204名’,‘平常时约65名’,‘计约269名’。‘强奸妇女,作战时约50名(推测数)’,‘平常时约17名(包含慰安所)’,‘共计约67名’”。

  (据新华社)

  文/记者王晓全 图/记者黎旭阳(署名除外)

  重访日寇广州暴行遗址

  抗战时期,今黄华东路一带的黄华塘村被日军飞机轰炸,村内一时血肉横飞,百余人丧生;海珠区南石头附近当时是细菌实验基地,当地村民沦为活体实验对象,深夜的街道上回荡着活体解剖的惨叫声;东华东路三条街道曾被日军封锁建立慰安所;现在的黄埔区文冲一处偏僻果园里,埋着日寇屠杀的民众。

  记者近日重访当年日寇在广州施暴的四处遗址,这些历史的现场,默默诉说着一段段不可忘却的历史罪行。

  黄华塘村:

  340余架飞机轰炸13天

  第一眼看到黄华碑,它的碑身陈旧,隶书的“血泪洒黄华”与其后的士多显得格格不入。士多正门被纪念碑的水泥护栏挡住,邻里买东西时会绕行而过。老人们喜欢在侧门口的长凳上坐着聊天。环顾四周,它被淹没在高楼林立的住宅小区之间,显得非常矮小。

  这里是广州市黄华路黄华塘,士多门牌号上写着“黄华中约外街21-1”,这条极不起眼的小巷里面遍布着房价不菲的住房。据住在附近的老伯描述,黄华碑身世飘零,曾两度迁移,最终落地于此。

  据史料记载,目前竖立纪念碑的周围这大片住宅区都应该叫做原址。1938年5月28日至6月9日,日军的飞机在黄华塘村的上空盘旋整整13天,340余架飞机的轰炸,死亡100余人,全村几近毁于一旦。当时广州多处都受到日军轰炸,1937年8月至1938年6月期间,日军共出动4986架飞机,投弹8292枚,两千余人丧生。

  1946年抗战胜利后,黄华塘村当时的村长曾道明带头,竖立起这座纪念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日军曾经的屠杀。

  东华东路:

  日军封锁街道建慰安所

  “慰安所?我在这里住三十几年也未听说过。”阿婆摇摇头走了。

  这里是东华东路附近,绿树成荫的大道是东西走向,由东源大街、东源新街和东源东街连接而成。从牛乳基的路口进入,铁门旁的提示牌表明,已经进入视频监控区域,沿路有宠物店、理发店、托儿所。

  曾经历抗战的目击证人回忆,日军攻陷广州后驻军菜园东路,东源大街、东源新街和东源东街的住户全部被赶走,日军将街道封锁,在此建立了慰安所,当时东华东路的路口(现宏城超市附近)挂有牌匾,写着慰安所。慰安所内的女子在公开场合说的是日文,但是私底下却是说朝鲜语,当时出入慰安所的多是日军的下士、军曹等级别的军人。

  未经考证的慰安所遗址还有多处,分布在海珠南路、光孝路、石牌,在这些地方的广州老街道上,也曾经走过这样一群特殊的历史过客。

  “粤海港检疫所”:

  日军用活人做细菌实验

  夏天的南石头村特别闷热,沿着坑洼的土路转了好几个弯,经过奥通小学再爬上一个小坡后,就到了水上派出所,这里是新隆街44号,它对面正是“粤海港检疫所”旧址。1942年,这幢破旧的石头房子披着难民所的身份,收容了一群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活标本”。

  如今的难民所铁门锈迹斑斑,还上了锁。据记载,当年只有40余人活着从这扇门里走了出来。带路村民指着街上一户小房子说,里面住的老人于2012年离世了,他是其中的一个幸存者——肖铮。村民说,肖老伯曾回忆当时每天看着很多人在检疫所死去,他的父亲成了负责拖走死者的捡尸人。

  据史料记载,1942年2月至5月,日军指挥官佐藤俊仁下令在食物中投放沙门氏菌,早餐的热粥放凉一些后,将细菌放进粥里,送进难民营供难民食用。难民感染后会出现发高烧、腹泻、吐水等症状,已死的和将死的感染者被扔进难民所内的两个化尸(骨)池,加入硫酸之类的药水进行处理。此外,每天晚上,街上会传来惨叫声。那是附近村民中的青壮年被选入检疫所内,在黑房中喂蚊子和跳蚤,直至慢慢死去。

  记者离开检疫所遗址的路上,再次经过肖老伯曾经住着的房子时,带路村民突然回头说:“这里没人来看的,跑过来的几乎都是记者。”

  文冲“万人坑”:

  无数抗日志士惨遭屠杀

  文冲村附近的“万人坑”位于一个果园之内,途经一片百米左右的上坡路,龙眼一串一串挂在枝头,巨大的芭蕉叶盖过了头顶。根据资料记载,它应该是长100米、宽3米、深3米的壕坑。可现在,除了一块刻着“万人坑”的石碑默默伫立一旁外,几乎已没有任何别的痕迹。

  北京6月24日电(记者 宋宇晟)今日,“文明的交响·中古文化沙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谈及中国文化对古巴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称,自己曾见过在古巴某地的狂欢节中,“走在最前面的,吹的都是唢呐”。

  据介绍,本次活动为“文明的交响”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丰富在华外国人士的文化阅读生活,加深国内读者对外国文化的认识与体验,促进中外文化互译合作。

  “中国与古巴的交流从19世纪就开始了。”当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介绍,“从1847年6月,第一批华工就从福建厦门坐着船到达古巴。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万人到了古巴。当时的华工主要是到古巴做苦力。”

“文明的交响·中古文化沙龙”活动现场。宋宇晟 摄

“文明的交响·中古文化沙龙”活动现场。宋宇晟 摄

  随着中国人的到来,中国文化也从19世纪逐渐对古巴产生了影响。徐世澄说:“曾有著作写到,‘内涵丰富的中国文化已经深入到古巴艺术界的各个领域’。”当然,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徐世澄称,他就曾见过在古巴某地的狂欢节中,“走在最前面的,吹的都是唢呐”。

  同时,也有资料记载,19世纪70年代中医在古巴大受欢迎。“以至于当时古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每当有人得病治不好了,就会说这病‘连中国的大夫都治不好了’。这说明中国的医生在古巴也享有盛誉。”徐世澄介绍到。

嘉宾在“文明的交响·中古文化沙龙”活动现场畅谈。宋宇晟 摄

“文明的交响·中古文化沙龙”活动现场。宋宇晟 摄

  及至今日,中国与古巴的这种文化交流依然在延续。当日,古巴在华留学生Maria Luisa Aguilera分享了她在中国学习经历。她还坦言,自己对中国的厨艺、武术等文化颇感兴趣。

  《广州市志》中,抗日老人、黄埔文冲村村民陈荣基(1908—1990年)曾回忆道,日军除在这一带的牛山屠杀中国军民外,还在黄埔大沙地路口及现石油化工厂招待所路口之间两棵百年榕树下,吊打及屠杀过无数抗日志士及群众。日军屠杀时,有剥皮、挖心、狗咬、“点天灯”、钉四肢等20余种手法。

  站在“万人坑”边时,月亮已经出来,果农家的犬吠不停。面对这个日军屠杀的暴行遗址,令人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片40平方公里的集中营里,有大大小小42个营地,让110万人丧生。此刻脚下的这片土地,可能就埋着文冲村的村民,让我们记住他们。

  据悉,“文明的交响·中古文化沙龙”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各国驻华使馆共同组织的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国文化译研网、中国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和各使馆文化处承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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