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部移驻盱眙时 1963年到越南任教

时间:17/07/21 来源:http://www.kencamp.net 作者:全讯网

莫言导师童庆炳:曾被强令辍学1963年到越南任教

2015年,本文作者吴子林(左)与恩师童庆炳对谈

  新四军军部移驻盱眙黄花塘期间,

  陈毅给房东儿子送去结婚贺礼

  在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摆放着一件褪了色的红色门帘,这件门帘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那是1943年10月份的某一天,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从黄花塘军部前往卫生部驻地常庄调研时,看到房东周训昌家张灯结彩,门前人头攒动,便询问卫生部崔义田副部长,得知当天周训昌的儿子周培全结婚,陈毅操着四川口音说:“那我们也要去祝贺一下嘛。”于是陈毅与妻子张茜商定,送一幅色彩喜庆的大红门帘,作为房东儿子周培全的结婚贺礼。

  1982年3月,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是有关部门对当年新四军指战员使用、赠送的物品进行征集。经过走访,得知周培全当年结婚时陈毅军长送的门帘,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周培全最终将门帘无偿捐赠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筹建指挥部。

  1

  陈毅的二儿子在我家出生

  记者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见到了周培全三儿子周洪友,他衣着朴素,黝黑的面庞泛着庄稼人特有的光亮。周洪友说,当年爷爷是地主,家里有很多田地。新四军来的时候,爷爷主动让出自家的一部分田地,给新四军盖十多间草房作为卫生部,同时让出了一间上房给陈毅的家人(陈毅的妻子张茜、大儿子陈昊苏)住,而且陈毅的二儿子陈丹淮就是在他家那间房子里出生的。当记者问,陈毅家和卫生部给没给你家酬金啊,周洪友憨笑着说:“新四军与我们家关系很好,亲如兄弟。”

  “父亲结婚的时候,陈毅军长送的大红门帘是很喜庆的,家人一直很珍惜,使用时很爱护。直到70年代末,我家房子重建,盖起了瓦房,装上了房门,不需要用门帘遮挡了,这才将大红门帘作为宝贝放在箱子里收藏了起来。”

  2

  新四军与我们亲如一家人

  记者走访了周洪友的姑姑周培珍,老人虽然年过八旬,但依然精神矍铄,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身体硬朗。当记者问起陈毅军长送门帘给他哥哥做结婚贺礼一事时,勾起了老人的回忆。

  “当年新四军住在黄花塘时,我只是个10岁的小姑娘。新四军卫生部在我家田地上盖起了草房,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孩子住在我家,陈毅住在军部,因工作繁忙,每个星期回来一次,张茜与我母亲是好朋友,张茜一般在食堂吃饭,偶尔因为工作繁忙错过了去食堂吃饭的时间,我母亲都会亲自给她做饭吃。”

  周培珍说:“一次,我在外放牛,趴在牛背上睡着了,牛把田地里的玉米苗吃掉了,父亲得知后要揍我,我被吓得哭着跑到卫生部崔部长那儿,崔部长了解情况后偷偷地将我藏在他家屋里,直到天黑,待我父亲消了气后才送我回家,使我免受一顿皮肉之苦。”

  “我还记得卫生部的两个女干部,一位叫杨天碧(音),一位叫潘敏(音),她们俩拿我当亲妹妹看待,不仅出差回来会带好吃的给我,闲暇之余还为我梳妆打扮。有一次,杨天碧为我修剪头发,边剪边说,头发剪了,革命就成功了。”

  说到这里,周培珍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满脸都是笑容。

  3 因帮助新四军,

  我家遭国民党反动派报复

   1945年9月,新四军向山东北撤。周培珍想让潘敏带她一起跟随部队走,母亲因她年幼,哭着紧紧地抱住她不让走。

  新四军军部的一位后勤华凤英(音),因工作外出,晚上回来时,发现部队已经走了,找到了周家。周培珍的母亲得知她还没有吃饭,赶忙做饭给她吃,当她吃到一半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将她带走关在了油坊。周培全不顾生命危险,通过在油坊工作的亲戚,趁着天黑偷偷潜入油坊,让华凤英踩着自己的肩膀爬上油坊墙头,顺利逃走。

  周家为新四军所做的一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一天,周培珍母亲发现,包括周培全在内的五个孩子都不见了,她不顾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的狂轰滥炸,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得知五个孩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并关进黎城大庙,她想方设法托关系,好不容易救出了周培全夫妇,但是另外三个孩子还是不幸遇难,周培珍的姐姐被饿死,另外两个孩子因想逃走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讲到这里,周培珍老泪纵横,沉默了许久。

  如此悲惨的事件并没有吓倒周家人。北撤时,潜伏下来的一名新四军战士,浑身是血地跑到了周家,周培全立即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战士换上,并将战士的血衣埋了起来,保住了这位战士。

  采访结束,即将离开的记者深情地拥抱了周培珍老人,她的怀抱是那样的温暖而亲切。

  背景资料:

  军部在盱眙(黄花塘):1942年12月25日新四军离开盐城,1943年1月分三个梯队先后移驻在盱眙县黄花塘镇黄花塘村境内。当年为了确保军部的安全,对外称为“黄河大队”。华中局和新四军首长均用代号对外联络。

  新四军军部机关的安全也是首长们所牵挂的一件大事。经研究,首长们决定将华中局暨新四军军部的下属部门安排在黄花塘周边5公里左右范围内的村庄中驻扎,这样不仅保证了各部门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对军部有力的支援。军部特务团住岗村;江苏省委机关住顾家圩;军政治部、军直政治部、军卫生部住大小王庄和常庄等地方。此前,这里是新四军二师师部所在地,具有优良的自然条件、独特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群众基础等一系列有利因素,才使得华中局暨新四军军部移驻在此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 吴子林

  童庆炳从小就喜欢读书。因为喜欢读书,他从福建西部的大山深处考入北京;因为喜欢读书,他幸运地避开了多次运动。每一次人生的“低谷”,都成为他潜心读书的良机。长期的阅读积累,为他的理论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童庆炳以每年一部理论作品的频率在文学评论界引起极大的关注,最终成就其在文艺学界的泰斗地位。

  除了自身的研究,在教学过程中,童庆炳也继承了上一辈大师们的品格,在育人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生活上,他给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学术上,他严格要求,丝毫不放松。他精心培养了数百名硕士,其中就包括当代著名作家莫言、余华、刘震云、毕淑敏、迟子建等,他还培养出七十余名文学博士,其中大多数已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骨干与学科带头人。

  以阐释“文学之美”为己任的童庆炳,展现给人们的也是一段美学的人生。

  为上师范和父亲立字据

  1936年12月27日,童庆炳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乡一个清贫的农家。连城位于福建西部的大山深处,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和发祥地之一。童庆炳的祖先为避战祸,南宋时从山西雁门迁移过来。为了不忘“客家”老本,他的父亲在斗笠写着“雁门童氏”四个字。

  读小学时,童庆炳常考第一名,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1949年夏天,小学毕业后,父亲勉强同意儿子到县城应考。那年全县只招收初中生40名,而考生则有400名。在父亲看来,考到县城上学跟考状元差不多,哭闹着要读书的儿子考了也是白考,考不上就让他留家安心务农。结果,童庆炳考得第三名。就这样,童庆炳跨进了连城一中的校门。

  在读完初一后,迫于生计压力,“家中老大”童庆炳被父亲强令辍学回家,童庆炳走上了漫长曲折的挑柴之路。在挑柴的一年时间里,童庆炳时刻念想着回县城中学学习。他向父亲提出了复学的要求,然而父亲毫无妥协之意。

  一天清晨,童庆炳不顾一切拿起行李和几斤米,离开家毅然朝通往县城的路走去,他发誓哪怕是当乞丐也要把书读完。当他独自一人走出约半里地时,祖母追上了他,塞给他积攒了多年还带着体温的四块银元:“这是你的学费。别忘了星期六下午回家来拿米。你去吧,孩子!”童庆炳知道,这四块银元是祖母的全部积蓄,是她的送终钱。童庆炳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哭着向祖母跪了下去。

  童庆炳初中即将毕业,普通高中上不起。万幸的是,邻县的龙岩师范学校恢复招生,他偷偷去报考,而且顺利考取了。童庆炳将龙岩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藏在口袋里,不敢让父亲知道。有一天,父亲与朋友一起喝酒喝得高兴的时候,童庆炳怯生生地对父亲说:“要是有那么一个学校,吃饭不要钱,也不用交学费,不知道你让不让我去念书?”父亲当着朋友的面说:“你真是一个读书迷,哪有这样的好事啊,要真有这样的学校我就让你去读。”童庆炳忙问:“你说话算不算数?”父亲说:“当然算数!”

  童庆炳让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写下一张字据后,才把录取通知书掏给他看,这样,父亲只好让儿子去龙岩师范学校上学。

  在大学感受“苏式”快乐

  1952年初秋,童庆炳来到龙岩师范学校就读。龙岩师范学校的校风、师生关系以及教师们的修养,给童庆炳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他在这里不仅成长为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还爱上了读书和写作。

195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一的童庆炳

195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一的童庆炳

  1955年,童庆炳从龙岩师范学校毕业,按照当时的规定,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不能参加高校入学考试,必须到乡村当小学教员。没有想到上面突然来了文件,他们班里有四个名额参加保送大学的考试,但只许报师范院校。童庆炳填了一个志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没想到,童庆炳真的考上了。

  童庆炳离开家乡的那一天,母亲送他到十五里地外的城镇去坐长途汽车。在汽车开动前,母亲在车窗外紧紧拉住童庆炳的手,说着语无伦次的话语,说着说着,母亲流下了眼泪,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多年后,童庆炳经常回想起这难忘的一幕。

  1955年秋天一个明媚的清晨,童庆炳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被分到了1955级中文1班。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师大中文系,由原北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合并而成,可谓名师荟萃,开课的老师几乎全是国内的知名教授:黎锦熙、黄药眠、刘盼遂、李长之、钟敬文、穆木天、陆宗达、王汝弼、启功、郭预衡……还有年轻教师聂石樵、邓魁英、匡兴、陈`堑取?/p>

  其中有些老师,令童庆炳印象非常深刻。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刘盼遂,讲《史记》时,根本不念讲稿。有一次讲《廉颇蔺相如传》,光是讲一个“蔺”字,刘盼遂左考证,右引申,竟讲了满满一节课,整整四十五分钟,完全是即兴发挥,令人叹为观止!

  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主讲古代汉语,他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来讲,每堂课只讲三四个汉字。他把枯燥的汉字讲得妙趣横生,让学生从不感到疲倦。

  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在北师大有个“三支粉笔”的美谈,他讲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三支粉笔和几张卡片,他所分析的资料和文学作品完全是背出来的。他用略带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边讲,边写,思路之清晰,令人吃惊。下课的时候,三支粉笔刚好用完。

  对童庆炳来说,大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快乐的,而且当时的快乐几乎都是“苏式”的。童庆炳和他同学们一起唱苏联歌曲,从《在那遥远的地方》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一条小路》到《纺织姑娘》……他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常常忘了时光的流逝。童庆炳也学着跳友谊舞,即便没有音乐的伴奏,他也会抱着一把椅子学习三步舞或四步舞,自唱自跳,兴致勃勃。

  避开多次运动潜心读书

  1958年7月,童庆炳提前一年毕业,在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1961年开始,童庆炳“疯狂”地研读《红楼梦》。

  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童庆炳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论文在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之际,刊载于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研究专刊”。这篇论文发表后,童庆炳受到了学界的注意,他也被调回中文系,开始了教学研究之路。

1963年全家福,坐者为父母亲,中间站立者为童庆炳

1963年全家福,坐者为父母亲,中间站立者为童庆炳

  1963年9月,童庆炳被教育部派到越南国立河内师范大学任教。童庆炳给越南的学生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把屈原的《离骚》重新注释翻译了一遍,还系统地钻研中国文学史,为学生编写了深入浅出的讲义,此外还编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注释。那段日子是紧张、劳累的,他却视之为一种精神享受。后来,童庆炳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文心雕龙》,正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1965年夏天,童庆炳从越南回到国内。1967年9月,他又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汉语等课程。童庆炳多次到中国大使馆文化处,想找一些书看。有一天,文化参赞悄悄地告诉他,图书室就在地下室,要想进去也不难,带一把改锥和一个手电筒就可以了。

  于是,童庆炳在午休时间溜进了那个不大的地下室,顺着手电筒的光线,他看到了满屋的书,差一点惊呼起来。他首先看中了1946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出版的《鲁迅全集》,后来又找到了《诗经》、《楚辞》、《左传》、《史记》等书籍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选集,还有歌德、席勒、海涅等作家的经典作品。以这些书籍为友,童庆炳觉得自己空前的“富有”。

  一年后,地拉那国立图书馆从中国买了许多中文书籍,但图书馆里却没有一个人懂得中文。知道这个消息后,童庆炳第二天就去地拉那国立图书馆找人谈判:他帮他们编目上架,他们允许他随便借书。童庆炳在图书馆里借到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一些古代作家的文集。

  1970年夏天,童庆炳回国。回国后,他烧了一年锅炉,“靠边站”了一年。这又给他创造了一次自学的良机:当时,北师大图书馆已经允许借书,童庆炳基本上每周或每半个月都会借一次书。他的床头、桌上和枕头边永远摞着一尺多高的书籍和读书卡片、笔记本。

  在童庆炳的夫人曾恬看来,如果说在越南教书时,童庆炳所看的书相当于让他读了个硕士的话,那么,在“文革”期间,他等于是读了个博士。

    折服于黄药眠的“最后一课”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每个暑假,童庆炳会把稿纸、笔、干粮、书和一个小板凳放到自行车上,一大早就骑车到八一湖边一个安静的树林里。那片小树林是他思考和写作的“伊甸园”,多年的读书、思考和探究,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丰收季节:1978年童庆炳发表论文《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1979年发表论文《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童庆炳几乎是以一年一部理论作品的频率出现在文艺界,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出版了30余部著作,发表了近300篇学术论文。

童庆炳(右二)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童庆炳(右二)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1985年,北师大文艺学开始招收博士生。同年,文艺学还招入了第一批硕士生,本来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写的是钟子翱、童庆炳和梁仲华三位导师,可是,钟子翱检查出得了癌症(1986年去世),梁仲华调到了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处。于是,13名学生都划到了童庆炳名下,全由他一人指导。第一届博士生和第一届硕士生,构成了日后学界所称谓的“童门弟子”或“童家军”的基础。如今,他们基本上都成了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

    在北师大的教学生涯里,童庆炳对黄药眠的“最后一课”记忆犹新:1983年春天,已经80高龄的黄药眠老先生坚持要给研究生和年轻教师讲最后一次课。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教室,在讲台旁坐下,然后把手伸进书包。出人意料的,他拿出三个药盒子,然后叫童庆炳和另一位老师过去,告诉他们,如果自己在讲课过程中突然倒下,该怎样把药按次序放进他的嘴里。原来,黄药眠是冒着突发心脏病的危险来上这堂课的。童庆炳经常动情地讲述这段往事,他对学生强调,要用生命来投入,才能真正把学问做好。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童庆炳以提携年轻人为己任,时刻关心青年学生和教师的成长。1993年,在《东方丛刊》组织的“诗学大奖赛”中,王一川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获奖金一万元;作为导师的童庆炳,他的论文只得了三等奖,奖金两千元。《东方丛刊》杂志社怕童庆炳不高兴,特意向他表示歉意。童庆炳在回信中说:“哪里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让我高兴的呢?三个奖,我们师生就得了两个!”

    给莫言、刘震云等作家

    开“创作美学”课

    童庆炳既从事理论研究,又进行文学创作,这与黄药眠当年对他的谆谆教诲有很大的关系。

    黄药眠曾经问童庆炳:你讲文学理论,讲概念、下定义,你知道哪些概念和定义对创作是有用的?哪些是用处不大的?童庆炳摇了摇头。黄药眠说,你应该去写写小说、诗歌和散文,不论写得怎样,你都会有体验;这样,讲课时就知道哪些概念是重要的,哪些是不太重要的。

    在黄药眠的鼓励下,1980年,童庆炳与夫人曾恬根据听来的故事,加上几十年的生活体验,写了第一部十万余字的中篇小说《生活之帆》,小说第一次印刷了七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黄药眠看了小说以后说:“你看,你写得很不错嘛,我觉得你是很有希望的。”

    此后,童庆炳发表了第二部小说《淡紫色的霞光》,2000年6月,他出版了散文随笔集《苦日子 甜日子》。

    既有创作体验,又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这让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研究及教学上能够自由挥洒。1988年秋天,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从1989年春开始,童庆炳给这个班的学生开设了“创作美学”课程,每周四节,共十六次,即十六讲。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学员中,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毅然、刘恪、李本深、徐星、萌娘、杜远、肖亦农、白冰、何首巫等。

2006年,莫言与童庆炳在北师大

2006年,莫言与童庆炳在北师大

    童庆炳对所讲的问题都力求做到既有根据,又有新见;既分析大作家的作品,也分析学生已发表的习作:如结合主要理论观点分析过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新兵连》、毕淑敏的中篇小说《昆仑殇》等。童庆炳在课堂上分析这些作品时,作家们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当然,逃课的情况偶尔也发生,比如莫言。不过,莫言十余年后回忆起来后悔不已,他说,“逃童老师的课是一个重大的遗憾。”莫言还记得当年童庆炳在讲授“形式情感和内容情感的互相冲突和征服”时,曾举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文学作品中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十几年来莫言会经常回忆起这堂课,经常想起蒲宁的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我一直也弄不明白这堂课为什么让我如此难忘,直到近两年来,在我又一次进入一个创作的旺盛期后,才省悟到,童老师这堂课里,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小说秘诀,那就是:轻轻地说。”

  新四军简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当时只有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和军长叶挺邀集的少数工作人员。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驻江西南昌,开始建立工作部门。4月5日到达皖南以后,机构逐步健全,设有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兵站处、军法处、后方留守处和政治部。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国民政府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1月20日的命令,对华中新四军原四个支队做了统一整编,并将华中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等统一整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总兵力9万余人。重建军部在江苏盐城,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等。重建的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943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的关键时期,新四军军部由苏北盐城移驻盱眙县黄花塘,在此指挥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由于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新四军北上山东临沂,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不再使用新四军番号,改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称号。新四军的番号由此成为历史。在8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千余次。新四军作战伤亡8.9万余人。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

    童庆炳终生奉行用生命教学、以生命育人的教育理念。他说过:“教师的生命是宝贵的。他的工作,不仅仅是用话语,还是用全部心灵,是用全部生命,是整个生命的投入。他的生命永远属于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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